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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共联盟领导作用的改变与后果
桂从友 来源:《东欧中亚研究》1993年第6期 2009年10月14日

           与原苏联和东欧其它国家的共产党相比,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演变与瓦解更有
  其自身独特的内部原因。南斯拉夫最早实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南共联盟也是最早提出要对
  党本身加以改革,南共联盟从最早提出改革,到最终和原苏联东欧的共产党一样,走向演
  变和瓦解,根本原因在于它本身的作用被改变。
           一、南共联盟领导作用的改变
        1952年,南斯拉夫共产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党的作用作了重大改变。  “六
大”以“引导作用”取代了党的“领导作用”,并将南斯拉夫共产党改名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
者联盟。在此之后,南共联盟宣布,它只发挥“引导作用”。根据“六大”及其以后的党纲、
党章和南共联盟领导人的阐述和解释,党的“引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党的基本任务是说服和教育工作。  “六大”决议指出:  “共产主义者的基本责任
和作用是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和教育群众”。党的理论家卡德尔宣布,共盟已不是经典意义上
的政党,只是“工人运动的政治工具”,  “思想一致的人的联盟”。  “六大”党章规定,共
盟的基本任务是“用社会主义的精神教育群众J为他们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提高而不断地斗
争”。
        (二)党与政权相分离。  “六大”决议规定,  “共盟不是而且也不能是经济、国家和社
会生活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共盟“不应该再是政权因素”。1958年,卡德尔在议会演讲时
说,党对建设社会主义并不拥有垄断权。1958年的南共联盟纲领称,  “随着我国现实中的社
会对抗的削弱和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巩固和发展,南共联盟在政权方面的作用日益减少”。
因此,  “党与政权相分离”成了南共联盟改革的最主要的口号。
        (三)各社会政治组织独立。作为发挥“引导作用”和“党与政权相分离”的一部分,
南共联盟宣布: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各种社会政治组织不再是共盟的“传送带”,它们应
该有自己的纲领和章程,其全部组织工作和活动都是独立的。1957年,南斯拉夫工会主席马
亚洛维奇说:  “共盟与工会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是不分谁高谁低的,
没有人发布命令,也没有人服从命令”。
        (四)解散部分基层组织。1952年的“六大”之后,南共联盟解散了它在各级行政组织
  和社会文化机构中的党组织,以实现“党与政权相分离”。  “六大”只规定在经济企业和行
  政区域建立基层组织。虽然从1958年开始在国家行政部门恢复党组织,但至1964年底,只有
  外交部、外贸部和内务部建立了党组织。
        (五)党通过其它政治组织和共盟盟员开展说服教育工作。在发挥“引导作用”的方式
  上,共盟强调:  “必须通过社会主义者同盟、工会联合会”以及在各工作单位的共盟盟员开
  展工作。共盟盟员应借助各种新闻媒介和群众会议广泛宣传和说明共盟的方针政策,用“民
  主的讨论”和“平等的对话”来耐心教育和说服群众。
            二、南共联盟改变领导作用的后果
        在60年代,南斯拉夫掀起了第二次改革高潮。1964年以后,共盟本身也加快改革步伐。
  共盟改革的两个主要目标是:发挥党的新型引导作用,实现党内民主。60年代的改革使得共
  盟本身和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发生了不同寻常的变化。
        (一)党内纪律松弛,党员素质下降,党的组织生活不正常
    南共联盟改为发挥“引导作用”之后,并未对“引导作用”提出确切的含义,从而在全
  党内形成统一的认识。党内对“引导作用”这一提法经常发生公开争论。共盟一些领导人对
  “引导作用”的解释也不尽相同。特别是在党发挥“引导作用”后,基层共盟盟员在实际工
  作中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如何发挥作用等问题,共盟没有明确的阐述和规定。在说服教育
  不能奏效的情况下共盟应采取何种做法也没有明确。
            不管是入党很久的老党员,还是刚入党的新党员,不少人对党的新作用缺乏明确的了
  解,导致他们对各项工作和活动产生了失望。他们或者不参加党的会议,或者不参加其他社
  会政治组织的活动。据《战斗报》报道,1968年马格拉伊和杜波伊两个区的党代会因有些代
  表一直没有在会上露面,和法定人数不足而不得不推迟。1969年加德幸汗区党委不得不解散
  其下属的两个基层组织,因为整整一年中只有很少几名党员参加过会议,大多数党员甚至都
  没有交纳过党费。1972年萨格勒布市对党员的一份调查发现,只有43%的人经常参加社会主
  义者同盟、工会和青年联盟等社会政治组织的活动,30%的人有时也参加,17%的人从不参
  加这些活动。边使得共盟发挥其“引导作用”受到极大的限制。
            一些党员对继续留在共盟内部缺乏信心,他们在调动工作和住址时往往使自己在党组织
的记录卡上“失踪”。1961年一1969年共有196174名党员失去了踪迹,其中1967年失踪的人
数最多,共42850名。在实行党内民主的同时,党内的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党组织缺乏关心
党员和对党员提出诚实的批评。作为党内民主的一个方面,共盟1964年规定党员有权退出共
盟。1969年“九大”党章更加强调党员有自由退党的权利。这以后,党员主动要求退党的增
多,1970年达到15224人,约占党员总数的1.5%。党员一旦出现错误,党组织不是帮助,批
评、纠正,而是开除其党籍,使得党员开除率居高,在整个60年代达到1%以上,每年被开
除的党员均有1万到1.5万。
         共盟将党的作为改为“引导作用”,试图依靠其盟员在广大社会阶层中进行教育悦服工
作来贯彻其方针、政策,那么盟员的素质就显得更加重要。然而事实上,60年代中期的情况
恰好相反。一方面,共盟要求盟员开展说服教育工作,另一方面,盟员的素质在下降。1964
年塞尔维亚伊利德亚区的党组织做了一次小规模的调查,结果发现,共盟盟员的知识水平低
褥惊人125位受过中等和高等教育的盟员中,有“人不知道马克思、思格斯和列宁的任何
一本著作,有些人不知道《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时间、南共联盟以前的名称及党的“七大”
召开的时间。1969年克罗地业党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透露:对一些党组织询问的情况表明,
有60%的盟员没有读过南共联盟纲领。萨拉热窝一次对800名共盟盟员的调查发现,  只有
53%的人读过南共联盟纲领。克罗地亚有29%的盟员从来没看过报纸。
        在共盟组织内部,其成员之间也缺乏团结。1965年10月21日的《共产主义者周报》批评
许多基层组织“党内生活不正常”。该报指出,一些共盟盟员在党的会议上互相辱骂攻击。
当时的门德内哥罗共和国的科拉幸区党委会不得不解散斯塔尔斯村的基层组织,因为这个村
的37名党员有一半相互之间不说话。在一些地方,党组织因盟员之间宗教和家族不和而发生
分裂。1966年期间,不少党员退党的一个原因是“党内盛行着各种不友好的非同志式的关
系”。《战斗报》在评论中承认:  “看来同志式关系已变得很淡薄了”。
         (二)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破坏,共盟开始向联邦制发展
    60年代中后期南共联盟实行党内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限制联盟党中央的权力,扩大
共和国共盟、区共盟以及其基层组织的权力。
         1964年12月共盟“八大”通过的党章增加了新的规定来扩大各共和国共盟的权力。  自
  此,各共和国共盟的独立性和权力呈稳步发展态势。  “八大”党章第一次规定各共和同党代
  会应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之前而不是在其之后召开。这使得各共和国共盟可以在党的全国代
  表大会之前形成自己的政策,并可以独立地向共盟中央机构提出本共和国的候选人。共盟中
  央在1968年正式授予各共和国共盟独立地向联盟中央机构提出候选人的权力。于是,在1969
  年“九大”召开之前,各共和国共盟相继筹备自己的党代会,重新起草党章,并酝酿向“九
  大”提出本共和围候选人。这使各共和国共盟的地位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由于各共和国共
  盟在“九大”以前召开的,新当选的各共和国领导人是以加强了的权威来参加全国代表大会。
  各共和国共盟自己决定本共和国进入联盟中央机构的人选,联盟中央委员会只起核准作用。
  这表明,共盟中央机构开始转变为由各共和同共盟代表组成的联邦制机构,而不再是统一的
  党中央机构。此外,各共和国共盟最高领导人是共盟中央主席团的当然成员,在联盟中央其
  他机构,也强调各共和国共盟拥有相等的代表权,共盟的联邦制色彩增强。1969年共盟“九
  大”通过的新党章草案进一步包含了联邦主义的内容。它第一次承认:各共和国共盟在南共
  联盟内部都是独立的,它们有权制定自己的章程,以此作为独立的象征。
         南共联盟这次改革的结果是:中央主席团成了各共和国陈述自己观点的场所,而中央政
  策要么是建立在各共和国之间妥协的基础上,要么由于各共和国争吵不休而被迫近期决策
  和执行。南共联盟的一些领导人直到1971年才开始认识到共盟中央正在变成联邦制机构。
  1971年5月,马其顿共和国党中央书记契尔文科夫斯基在评论各共和国在联邦主席团会议召
  开之前,确定自己的立场的利弊时指出:这一做法在决策时可以使多方面的情况都得到考
  虑,但也容易导致僵化和相互之间发生激烈争吵,而不是就一些社会问题进行必要的对话。  6月,铁托针对南共联盟联邦化趋势强调:  “我们必须只有一个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
  盟”。《战斗报》在11月发表评论说:必须避免这样一种情况,即只是以相同的名称将6个
  或8个分立的政治组织串联在一起。
         同时,在共和国共盟、区共盟和共盟基层组织之间,也出现了下级党组织开始脱离上级
  党组织领导的趋向。下级组织蔑视上级组织的现象日益增多,他们甚至公开拒绝执行上级组
  织的决定,这意味着共盟内部开始出现分散化的苗头。1969年“九大”党章正式取消了下级
  部门必须服从上级机关决定的规定。
         1966年10月,在克罗地亚共盟中央全会上,一名委员向全会提出了辞职,从而开了这样
  一个先例:那些不能充分履行自己职责或是不同意中央政策和工作的中央委员都可以根据个
  人意愿决定辞职。此后,杜布罗夫尼克区党委会又集体辞职。《共产主义者周报》指出,这
  是“南共联盟历史上党的委员会集体辞职的第一个先例”。马其顿党中央书记契尔文科夫斯
  基在1967年6月7日对《政治报》发表谈话时指出“民主集中制的概念由于辞职权而得到了修
  正。辞职权利预示着党作为一个铁板一块的组织观念的放弃”。1969年“九大”修订的党章正式确认了党的委员会的辞职权,它特别规定:  “共盟内任何当选的机构和执行单位都可以
提出辞职,它们的成员也可以提出个人辞职”。
         在“九大”召开前所进行的党章讨论中,党内一些人还直接或公开地提出应允许党内派
别存在,对民主集中制本身也提出疑问。而共盟报刊《共产主义者周报》和《社会主义》杂志
也不时刊登文章,强调少数派的“创造性作用”。有的文章还批评对民主集中制作“形式主
义解释”,主张更灵活地解释民主集中制。
         (三)共盟基层组织遭到削弱
         60年代中期,围绕党的“引导作用”问题,共盟领导人就如何组织区一级共盟机构发动了
一场长时间的大辩论。辩论重提50年代初的话题:党是否应在企业和其他劳动部门保留它的
基层组织,以及每个共盟盟员是否都应与区党组织发生直接联系。辩论中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
的观点:一种意见主张保留企业和生产单位的基层组织,另一种意见则主张取消企业和生产
单位的基层组织而按地区建立党组织。争论的结果是共盟中央委员会于1967年4月发表了—本
《论文集》,它实际上代表了一种折衷意见,即建议两种形式的基层组织都应保留,而从属于
工作单位的党组织的共盟盟员今后也应参加他们所在地区党组织的活动。《论文集》对在行
政部门建立党组织持怀疑态度,从而提出政府行政部门中的共盟盟员应参加他们所在地区党
组织的活动。这次大辩论花费了共盟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并未取得任何积极成果。相反,辩论
在共盟内部引起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混乱。在辩论中,企业内部许多人都赞同撤销工厂的党委
会,甚至—些工厂的党委书记也赞同这样做。铁托格勒基建企业的共盟书记说,如果说有什.么
应该撤销的话,那就是工厂的党委会了。普拉市的一位书记指出,在该市的一个造船企业里,
900名共盟盟员在讨论中一致同意不再选举新的工厂党委会。《政治报》报道,泽蒙区党委已
接受了共下属的3个企业关于废除工厂党委的要求。1697年8月,萨格勒布市进行共盟改组,撤
销了几乎所有企业的党委会,只是在那些似乎有必要的企业里建立了党的代表会议。作为这次
大辩论的一个直接结果,各共和国的基层组织通过合并后,数量大大减少。例如,在克罗地
亚,1963年底农村地区的共盟组织从2913个削减到1134个,城市的基层组织从769个降到321
个,企业的党组织数目也从3854个减到1778个,其他部门的党组织从1271个减到609个。
         (四)议会选举混乱不堪
         在各级议会选举方面,改变共盟“领导作用”、代之以“引导作用”的结果是:共盟放
弃了自己对议员候选人的提名权,各级议员候选人改由选民在选民大会上提名。为了扩大民
主,共盟又不断扩大选民的提名权。1965年通过的选举法规定:被提名者只要得到1/lO的登
记选票就够了(在此之前是1/5)。1967年修改后的选举法将候选人所需的登记选票再次降
到1/20。党放弃候选人的提名权和选民提名权的相应扩大,使得所确定的社会各阶层在议会
中的比例被打乱,而且导致选举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无政府状态。在1965年的选举中,尼斯
市发生了选民推翻议会的社会各阶层构成的安排。1967年的选举出现了无政府状态。在一些
区议会选举中,选民强烈反对当地党组织所推荐的候选人甚至举行游行、示威等抗议活
动,逼迫选举会议接受他们自己所提出的候选人,杜布罗夫尼克党委会面临选民的压力不得
不集体辞职。在选举中,一些党的干部为了达到个人野心而拉扰选民,拒绝服从党的纪律。
选举中出现了相当数量的直接行贿和腐化行为、诽谤竞选对手以及诉诸暴力的丑闻,其中以
斯洛文尼亚德文塔区的4个受到党惩罚的人为竞选而开动私人竞选机器、并使用说客和煽动
分子拉选票的事件最臭名昭著。一些竞选对手竞相进行蛊惑宣传和许诺。选举运动刺激了宗
教、宗族、民族、以从其他势力的复活。在普洛夫区,门德内哥罗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因支持
各自的候选人竞选区议会主席而发生暴力冲突,最后被迫出动民兵干预。在1969年的选举
中,以上现象进一步发展。许多区的共盟因为选举中个人之间的争斗而被弄得四分五裂。最
臭名昭著的事件发生在马其顿的普雷列普区,一个三次被撤销过职务的人当上了区社盟主
席,选举中的敌对行动发展到暴力侵犯人身安全的地步。竞选导致党内纪律松驰。一些地方
干部不顾当地和共和国党组织的劝告,拒不服从要其退出竞选的决定。在一些地方,竞选还
造成了党组织与选民的尖锐对立:只要当地党组织公开而正式地反对某个候选人,这个候选
人往往在选举中获胜。
         总之,在1966、67和69年的选举中,共盟放弃对选举的领导,导致了与其期望相反的结
果。而西方认为,这正是南斯拉夫“最自由、最活跃”的选举。
         (五)文化界、知识界和新闻界开始出现自由化思潮
         1960年,南斯拉夫制定新的新闻法,扩大新闻自由。该新闻法规定处在禁止之列的只有
3个方面:①军事秘密和政府机密,②诽谤外国政府,③传播虚假、歪曲或会引起恐慌的新
闻和言论。新的新闻法规定,任何5个人或5个人以上的组织都有创办报纸或刊物的完全自
由(创办人只需在有关机构正式登记即可办报)。这样,共盟也相应地放弃了以前对新闻方
面的直接领导。在60年代,南斯拉夫出现了一大批由各种知识分子创办的“独立的”报刊杂
志,它们大都以党和政府反对派的面目出现。最著名的独立报刊杂志有《实践》、《我们的
题材》、《观点》、《我们的时代》等,其中尤以青年和学生刊物居多。1969年共出现了
68种不同的青年报纸。这些报刊杂志经常宣扬的观点有:否认共盟仍然是处于领导地位的社
会力量,进行多党制试验,用异化理论来反对“机械地解释辩证唯物主义”,保障党内少数
派的权利、新闻报道独立等。不少报纸都鼓吹反动的民族主义。令人奇怪的是,一些杂志
(如《实践》)还得到当地党的领导人的财政补贴。
         (六)民族主义重新兴起  
         60年代中后期,随着共盟领导作用的改变、共盟内部的民主化以及共盟本身联邦化,南
斯拉夫的民族主义重新兴起.南斯拉夫民族主义的兴起首先发生在克罗地亚。1967年,克罗地
亚130名作家和知识分子发表《克罗地亚宣言》,声称克罗地亚语是一种独立的语言,从而否
定了联邦政府1954年宣布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是两种字母一种语言的观点。《宣言》
公开指责联邦政府“歧视克罗地亚语”。在参与签署该宣言的130人中,有80人是共盟盟员,
其中包括克罗地亚共盟中央委员诺斯托夫、克尔列察。1969年克罗地亚中央委员会十中全
会对批评民族主义的中央委员米洛什·扎柯予以惩罚,撤销了扎柯作为克罗地亚代表参加南共
联盟常设委员会委员的资格。扎柯事件使克罗地亚党的领导人走上了与民族主义运动实际结
的道路。克罗地亚党中央的三名领导人米科.特雷帕罗、沙夫卡·达布切维奇一库查尔和佩
罗.佩尔克日益支持本共和国民族主义者的要求。他们为其支持民族主义运动辩护的许多论点
来自党的“引导作用”的理论。他们争辩说:由于采纳了合理的民族主义要求,他们争得了
群众的支持,同时又孤立了极端的民族主义分子。从而达到了共盟提出的推动大众参与政治
并按照所期望的方向来引导这一群众运动的目的。在民族主义者于1971年4月接管了萨格勒
布大学之后,他们竟接受了共盟已失去对学联领导的事实。他们争辩说:  “党的执委会中有
人对新的学生会不由共盟盟员领导表示关切,这种反映是保守的,也是过时的”。
         党的领导人对民族主义的公开支持,使得克罗地亚民族主义组织,  “克罗地亚母亲社”
得以顺利地向克罗地亚党组织渗透。  “母亲社”不断在共盟盟员中发展其成员,扩大在共
盟中的影响,其组织的领导人也是党的领导干部。在成功地获得重要共盟盟员的支持后,“母
亲社”不断得到有关党内的情报,也使得他们有能力在共盟内部开展工作以孤立其所反对的
人。“克罗地亚母亲社”在1971年5月公开要求举行一次克罗地亚共盟特别会议,以清除“保
守派”和“政治统一集团”。他们还在《克罗地亚周报》上公布了“政治统一分子”的名单。
         (七)社会政治局势开始动荡
         随着上述种种情况的发生和发展,60年代末南斯拉夫政局开始动荡,最突出的表现为学
生罢课和工人罢工。
         1968年6月2日,贝尔格莱德大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并很快波及萨格勒布,卢布尔雅那和
萨拉热窝等大城市。游行学生在与警察发生大规模冲突后开始罢课。他们成立了“学生特别
行动委员会”,提出各种各样的经济、政治要求。在学生示威、游行和罢课中,共盟贝尔格
莱德大学党委强烈支持学生,塞尔维亚议会主席米诺斯.米尼奇也明确表示同情学生,甚至
党的一些报刊,如《战斗报》,也长篇报道学生大游行,赞扬学生纪律严明,表示支持学生
的“政治行动纲领”。学生罢课持续了一周,以6月9日晚铁托发表电视讲话而告结束。此
后,南共联盟领导人对学生游行示威的态度并未取得一致,而总的倾向又是支持学生,认为
游行“有利于建立在自治原则基础上的民主的增强”。
         南斯拉夫第一次工人罢工于1958年1月发生在特波伏耶煤矿,自此至1969年,全国共发
生1657起工人罢工事件。1969年以后,工人罢工呈不断增长态势。参加罢工的人数不断增
多。更重要的是,早期的罢工都没有组织,到1969年,出现了非官方的罢工委员会。这时的
罢工已不再仅提出经济上的要求,而且还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
者,甚至敌对分子开始卷入罢工。1969年6月,黎耶卡码头工人罢工表明,建立非正式组
织,举行暴力示威已成为一种趋势。而党的领导人对于工人罢工的态度一直未取得一致。对
如何处理罢工工人特别是参与罢工的共盟盟员也没有提供具体的指示,使得那些常常挑起罢
工的专职煽动分子逍遥法外,逃避惩罚。报刊的舆论导向是:罢工“严格说来是不合法的,
但也不是特别非法的”。
         三、七、八十年代的矛盾、危机
         与南共联盟的瓦解

         70年代初,在平息社会动荡之后,南共联盟最高领导人铁托开始认识到改变党的领导作用
  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转而重新强调党的领导作用。1974年南共联盟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
  “党应当发挥核心指导作用”,应“巩固共盟的先锋队作用”,并对反社会主义势力进行丁严厉
  的批评,指出这些势力企图将共盟从“有组织的决策力量”变为起教育作用的争论不休的俱乐
  部,从而削弱共盟。  “十大”决议指出:  “工人阶级需要有一个统一的革命先锋队……——个
  技各共和国和省‘联盟’的原则所建立的组织或一个中央集权的‘超共和国’组织都不能起
  到这种作用”。  “十大”强调,那种“把共盟与国家政权割裂开来”的主张同样是错误的。
    然而在实践上,南共联盟并未改变60年代的一系列做法。1974年南斯拉夫宪法修正案仍
  “要求党成为合作和引导性的力量”。党的联邦化趋势仍在发展。  “十—大”党章规定:各共
  和国党组织在南共联盟中央机构中享有平等的地位。1978年10月,南共联盟中央书记的职务
  也改由各共和国轮流担任。对于共盟的活动方式,“十大”仍强调“共盟必须通过社会主义
  者同盟、工会联合会和代表团开展工作”。“十大”在强调共盟的决策.指导作用和先锋队作用  的同时,同样强调“引导作用”,提出要使共盟从传统意义上的执政党,变成“联合工人的引
  导性的政治力量”。在干部问题上,共盟没有撤换那些鼓吹以“引导作用”取代领导作用的领
  导人。这些人仍担任要职,有的还不断得到提升。巴卡利奇仍担任克罗地亚党的领导人,并在
  铁托逝世时成了国家治安部门的首脑。坚定地支持1969年学潮的米诺斯·米尼奇于1972年被
  任命为外交部长,1978年卸任后又一直担任党的主席团委员。其他仍担任要职的鼓吹“引导
  作用”的领导人有:基罗·格卫戈罗夫,1972年出任议会主席,谢尔盖·克拉基尔,1981年担
  任南斯拉夫联邦主席团主席,斯坦伯利奇和科利舍夫斯基也是国家主席团成员。科利舍夫斯
  基在铁托去逝时任主席团主席。
              因此,在七、八十年代,南共联盟的作用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它强调要发挥决策、
  指导和先锋队作用,另一方面,它又要求自己发挥引导作用,成为“联合工人的引导性的政
  治力量”。而在实践上,70年代初平息社会动荡只是暂时制止了党的作用的继续下降,并未
  从根本上铲除导致党的作用不断削弱的根源,在整个70年代,矛盾、危机仍存在,并时而激
  化。铁托本人是南共联盟最高领导人,南斯拉夫的缔造者。他在世时,克服矛盾和危机的决
  定性力量是他的领导权威和政治敏感。每当领导层中发生矛盾和冲突时,由于铁托的干预,
  尚能达成一致意见。1980年铁托逝世后,南斯拉夫没有明显合适的人物能起到这种作用。南斯
  拉夫国家事实上的联邦制和共盟自身的联邦制因素使得任何努力继承铁托地位的人都受到其
  他共和国的强烈反对。党的领导人总是倾向于站在本共和国的立场上,维护本共和国的利
  益,60年代共盟改革中的自由化倾向和与之相联系的一系列现象又开始抬头、蔓延和发展。
  而从上述60年代改革的后果中不难看出:在原苏联和东欧剧变的大气候下,南斯拉夫共产主
  义者联盟的分裂、演变和瓦解也是不可避免的。
    (责任编辑  简隆德)